16岁的杨蒲英
1949年5月10日,我参加了冀东解放区南下干部工作团随军南下。
1949年9月底,人民解放军歼灭了白崇禧赖以起家的王牌第七军等4万余人,取得衡宝战役伟大胜利。湘西南重镇邵阳等地获得解放。我们南下干部工作团经过135天的长途行军跋涉,于10月11日到达邵阳。
中共邵阳县委书记钟石、副书记兼县长白希清,率领南下干部242人,进入邵阳县。当年邵阳县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,人口120万。刚刚解放,百废待兴。我们一进入邵阳,就开展了紧张繁重的接管建政、剿匪安民、征粮支前、减租反霸等工作。
县委抽调了30多人下乡。我是邵阳县委秘书处干事,积极地报了名。我当年16岁,不仅没有工作和社会经验,更重要的是语言不通。
湖南地处内陆,比较封闭。邵阳位于湖南西南部,更是闭塞。地下党的同志介绍:湖南有句俗语“长沙里手湘潭漂,宝庆(邵阳原名)伢仔做牛叫”。邵阳话更难懂!要我们这些“北老侉子”做好思想准备。我和一位叫杨蒲英的女同志分在一个组,组长就是南下时的老队长。我开始还有点不服气,“为什么不让我独当一面?”可是很快我就体会到队长的良苦用心了。
邵阳境内主要以汉族为主,也杂居了不少苗瑶等少数民族。所以邵阳的文化中留下不同的民族文化因子。邵阳话大概从宋代(11世纪)开始形成。因为邵阳“八山二水一分田”的地貌,交通不便,十里不同音现象非常严重。
我因为听不懂邵阳方言,还闹了不少笑话。有一次,我到邵阳第七区政府开会,走在乡间石板路上,来到一个三岔路口。那里立着一块石碑。右面刻着“弓开弦断”,左面刻着“箭来碑挡”。碑中间刻着“左走谭府”,“右走陈家坊”。问一位老乡:“请问,区政府往哪边走?”那位老乡说:“嗯晓得。”邵阳人讲“嗯晓得”就是“不晓得”。但北方人错把“嗯”当成了“你”。我把邵阳话“嗯(不)晓得”听成了“你晓得!”我大惑不解:“我晓得,还问你干吗?!”闹出很大误会。在“十里不同音”的湖南乡村,我简直就是一个聋子、哑巴,寸步难行。
我想: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我初中毕业于北平育英中学,那是美国用“庚子赔款”办的教会学校,很重视英文教学,英国距离中国十万八千里,我还能学好英文,在1946年夏天,我参加北平市反美大游行,能够用英语喊“严惩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的美国佬!”“美国佬滚回去!”的口号,我就不信我学不会天天零距离打交道的中国邵阳话!
于是,我像学外语一样,用一个小本子记了不少邵阳话和普通话对照发音的单词。
“伢”是爸,“娘”是妈;走叫“横”,吃叫“恰”;
喝水叫“恰茶”,逗你玩叫“逗坝”;
开玩笑就叫“斗三发”;上叫“搡”,下叫“蛤”;
“鹅”是我,“鸡”是他;
妇女叫“阿萨”,姐姐叫“加加”,“婆娘” “堂客”就是内当家;
岳父叫“丈老子”,姨父叫“姨牙”,“满崽”就是老疙瘩;
谢谢您就是“龙骑你那嘎”,虱子叫“舌婆”,跳蚤叫“狗舌”,蚊子叫“闷子”,“嘛拐”是青蛙;
吃好东西叫“打牙祭”,讲话叫“钢花”,发火叫“发气”,骂人就叫“娘拔牙”;
“是”念“死”,“不是”就是“莫死的”;
“晓得”是知道,“嗯晓得”是不知道;
“很”就是“蛮”,“傻”就是“哈”,“狡猾”就叫“人精诈”;
“你果杂大哈心”就是你这个大傻瓜!热叫“夜”,烫叫“奈”,冷就叫“冰沁巴沁的”,冷得打哆嗦,就叫“冷起打跑跑”;
慢一点就是“慢滴子杂”,到哪里玩就是“切哪里耍”;
小溪叫“小港”,石头叫“沙头”,睡觉叫“打安闭”,看一看叫“梅一梅”;
吃肉叫“恰妞”,吃鱼叫“恰巫”,茄子就叫“紫茄瓜”……
由于认真学习,我对邵阳话的理解能力有很大提高。但是,我讲起话来速度极慢,南腔北调,有时还要翻本子。
而下乡时我结识的那位本地干部杨蒲英,却是话音委婉,口齿清楚,抑扬顿挫,行云流水。她讲话,不论南方人、北方人都听得懂。这个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16岁邵阳妹子竟然成了工作组的骨干,队长也把她当成了助手、翻译和顾问。
当地很多知识青年一怕土匪,二怕变天,三怕没前途,很多青年不敢参加工作。杨蒲英却意志坚定,胆大心细,用刚学的革命道理宣传人民必胜的真理。而我只会按照上级布置开大会,照本宣科,呆板地念文件。杨蒲英却像说家常一样,娓娓道来。她从最现实的两个军队,两个政府的不同谈起,说明新旧社会两重天。“哎呀,原来是这样,共产党是贫苦人民的靠山!”党的政策立即获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,全乡征粮任务很快完成。
1949年我们相识,我向她学习邵阳话,她向我学习普通话,结伴剿匪,竞比进步。1956年,当我俩都是23岁的时候,她已经是县妇联主任,我也是办公室主任。县委书记李群夫妇为我们做介绍:“你俩相识7年了,条件相当,也该捅破这层窗户纸,考虑能不能再进一步发展的事了!”
于是,我俩超越同志、战友关系,结为夫妻。人生难得一知己,最难知己是爱人。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,我们相濡以沫,相携一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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